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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杨善洲的二女儿。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天，老师教给我一首好听的儿歌：“爸爸是一棵大树，妈妈是一棵大树。我们是快乐的小鸟，在两棵大树间飞来飞去。”回到家，我背给姐姐听，背着，背着，姐妹俩就哭了。
为什么哭呢？因为我们很少见到当时担任保山地委副书记的爸爸。我是3岁多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爸爸，妈妈让我叫“爸爸”，我却害怕得直往妈妈身后躲。
不光是为我们姐妹哭，也为妈妈哭。爸爸长年在外，妈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粮食不够吃，她就上山找来野菜充饥；我和妹妹没有钱上学，她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编粪箕、扎扫把，挑到街上去卖，一分一分地凑学费……
慢慢长大了，有人对我说：“你爸是地委书记，靠着这棵大树，你们一家有享不完的福。”其实我知道，爸爸这棵树，根本靠不上。不但靠不上，他还经常“阻止”好心人对妈妈和我们姐妹的帮助。那时候，我感到的不仅仅是委屈，甚至有些怨恨他。
1970年，我妈妈生我妹妹，家里缺粮，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有一天，乡民政干部经过我家，看到这种情况，就送来了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后来爸爸知道了，责怪我妈说：“我是党的干部，我们不要占公家的一点便宜，领导的家属决不能搞特殊！这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给公家！”差不多过了半年，我妈妈硬是东拼西凑，才还清了这笔粮款。妈妈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家归公家，个人归个人，我晓得他的性格，我可以少吃点，只是娃娃们饿着可怜啊……”
更让我们姐妹不能理解的是，爸爸担任保山地委书记的时候，按当时的政策，妈妈和我们姐妹都可以“农转非”。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填好申请表后，向他报告，他却把申请表要了过去，锁进了抽屉里。一个地委书记，老伴和3个孩子竟然在老家当农民，说起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可爸爸就是这样做的。
爸爸去世后，在整理他的文稿时，我们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对家庭的歉疚：“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儿，后来又有3个娃娃，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我对家庭欠债很多……我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大亮山种树，除了想为家乡的群众做点实事，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每个月都争取回家看看。”
爸爸其实是个很有感情的人，无论是对群众，还是对自己的家人。
我读初二的时候，爸爸把我接到保山读书。在保山，每个月爸爸给我买好饭菜票，还给我6块钱的零花钱。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的枕头下多了一把梳子，后来才得知是爸爸给我放的，细心的父亲知道女儿已经到了爱美的年龄。还有一次，学校放假，爸爸特意回施甸老家来接我，因为担心赶不上客车，爸爸带着我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走小路。结婚时，爸爸没有给我买过什么，后来我有了孩子，爸爸来看我，发现一家人的衣服乱七八糟地塞在一个大纸箱子里，就给了我100块钱，让我去做个衣柜。
在爸爸的内心深处，他觉得这一辈子，歉疚最多的，就是妈妈。1996年我妈妈因胆结石住院16天，因肺气肿住院13天，两次住院，爸爸都从大亮山赶下来，一直守在妈妈身边。他每天都会早早地买好早点带给妈妈，守到夜里很晚才回去，每次吃饭，他都要亲自端到妈妈的床前。然而他生病了，却不要妈妈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时，妈妈到医院去看望他。爸爸一看见妈妈就说：“你怎么来了？你晕车，以后别来了，我不会有事的。”妈妈说：“我来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妈妈在医院守了爸爸三天，这三天，不管如何疼痛，爸爸都强忍着不出声，那是因为他不想让妈妈担心。
意识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爸爸在状态稍好的时候，反复向我们交代：“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们的母亲。市里奖给我20万，我捐了10万给保山一中，6万给了林场，专门留了4万元给你们的母亲，你们要好好用，让你们的母亲安享晚年，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弥留之际，他挣扎着叮嘱我们，要把一部分骨灰埋葬在老家的后山上，将来陪伴妈妈。
对怀念父亲的人民群众来说，爸爸走了；对妈妈和我们姐妹来说，爸爸终于可以回家了。如今，只要我想到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爸爸就是那棵大树，他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