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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信仰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归根到底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所以，对中学生的信仰教育不能离开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的大环境，变成只是学校的责任。
首先，准确定位，信仰先行。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们对其认定的、体现着最高生活价值的某种对象的由衷依赖和执着不渝的追求，亦即对某种价值的终极关怀。它统摄指导着人的整个精神世界，是人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梁启超曾说：“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病根是没有信仰，因而改革“最要紧的是确立信仰”。伟大诗人歌德也指出：“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信仰，“信”之，才能“仰”之。现在的高中应试教育模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德育仍然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信仰教育是德育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我们的学校教育如果自己不能正确认识信仰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可能有主动、创新的德育行动，从而从学校层面去深刻地影响学生。
其次，更新内容，与时俱进。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核心的价值信仰。越是社会转型时期，这种需要越迫切。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其实，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我们坚定的信仰。我们的德育体系也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可是，信仰教育进行了这么多年，学生的状况如何呢?有调查显示学生的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危机重重。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和信仰教育的泛政治化有密切关系，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某些成功的经验附会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言必称“马克思主义”，从某种程度上将其神化。“对于这种理论，学生只能信仰、崇拜、赞颂，不容有丝毫的怀疑。这种宗教化的理论方式既僵化了理论本身，也彻底扼杀了它的生命活力。”这也极易激发中学生的逆反和抗拒。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与时俱进，它从来没有标榜自己为绝对真理。这就说明，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源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存在较为严重的偏差。所以，我们要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激烈变化的情况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信仰教育的内容进行及时、有效、深刻地解读，让学生了解信仰就在我们的身边，在点滴的小事中。
再次，改变方式，创新思路。
我们信仰的内容和主线是确定的，关键是如何让学生内在生成这种信仰。就目前中学信仰教育的现状来看，大都以讲大道理的方式进行，忽视学生的主体性，重灌输，轻反馈，见物不见人，简单僵化，一定程度上脱离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情感需要。知、情、意、行是构成信仰的四个基本要素，这四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目前，中学信仰教育大多体现在以形成学生的认知成分为主的层面上，而较少地考虑到情感体验、意志锻炼和行动升华。这样的信仰教育并不能真正形成我们所需要的信仰，即使有，也是脆弱不堪的。所以，传统信仰教育的方式必须改变，要由原来主要关注“知”的教育层面向“知”、“情”、“意”、“行”的综合教育转变;由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向重视学生的主体情感体验转变;由单一说教向多种方式教育转变。
最后，回归实践，落实根本。
当代美国学者戴蒙与考贝曾认为：“人们可以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集中学习知识经验，却不能与社会生活隔离去学习道德。”任何信仰的内容都属于“认识”范畴，而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为什么在革命时期那些革命者的信仰会如此坚定?这和他们随时随地处于一种真实的革命实践有密切关系。在革命实践中经历成功与失败、喜悦与痛苦、亲密与分离，这种感染和被感染在一个群体中弥漫，在充分的心理矛盾斗争中获得坚定的信仰。这也启发我们要真正将信仰教育落实到根本之处，必须回归实践，让学生在信仰实践中真实地去面对、勇敢地去争辩、痛苦地去抉择，从而获得人格的升华、信仰的坚定。在具体操作中，信仰教育要变“封闭”为“开放”，建立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联动机制。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将信仰教育寓于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校外课堂，引导学生走进社区，走进街道，走进各种隐性和显性的教育基地，要让这种“走进”成为制度的常态，而不是心血来潮的作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