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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今天已为举世所瞩目，但中国在进入下一世纪时必将面临的关键考验或在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成熟为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现代“政治民族”。本文将首先简略讨论“政治民族”的概念，以便指出，对中国政治改革方向和方案的讨论，有必要从“政治民族”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加以考虑。1、何为政治民族
一个世纪前，韦伯对其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曾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political immatuarity），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韦伯终其一生惶惶不安的就是德意志民族无法走向“政治成熟”（Weber，Political Writings，1994）。韦伯的这一担忧事实上为德国日后的发展所证实：韦伯死后的德国“魏玛共和”今日几乎成为“政治不成熟”的同义词，其结果就是希特勒的上台以致战败后两德分裂，分别依附于美、苏。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德意志民族才重获走向统一政治民族的机会，亦即从韦伯时代算起耽误了将近一百年。
韦伯的基本看法是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其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由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要把社会的所有人口都纳入一个统一的交换经济过程之中，韦伯认为能够适应这种“大众经济”过程的唯一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亦即被纳入一个统一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大众必须同时能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种以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政治认同的民族就是现代“政治民族”。
2、政治民族与大众民主
但在韦伯看来，落后民族与发达民族相比的最大差异之一恰恰就在于，落后民族从根本上是一个“非政治的民族”（unpolitical nation），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并不生活在本国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这样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在韦伯看来只有在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社会尚未分殊化的状况下才有可能运作，因为在这种相对静止的社会状况下，社会整合主要依赖传统宗教和道德，政治则只是少数精英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但是一当现代经济加速发展，社会高度分殊化，这样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必将日益捉襟见肘。因为它事实上将无法解决如何将高度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纳入一个政治过程的问题。韦伯由此认为不但德国戎克式封建贵族政治注定要没落，而且老式的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即英国式贵族自由政治同样注定没落，因为它们都把政治过程局限在一个特定社会集团之内，从而无法将已经进入历史舞台的“社会大众”整合到政治过程之中（英国本身从自由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始于1867年改革法案）。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韦伯强调经济发达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这种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机制就是以“大众政党”（mass party）和全民普选为基本机制的“大众民主”。大众政党的特点即在于它的政治活动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从而凝聚对民族整体利益的社会共识，而定期性的全国大选机制则为利益千差万别以致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提供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机会，从而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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